1975年4月2日，我的爷爷董必武去世了，那年我5岁，懵懵懂懂的，只知道家里的一位老人不在了，对他的印象却极为模糊。上学后，我在语文课本里读到了关于他的文章，心里除了有些小骄傲外，更多的是感到那是一段很遥远的往事。后来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有关爷爷的故事我了解得越来越多，记忆深处的那个身影也慢慢鲜活起来、厚重起来……

不浪费国家一分一厘

每一位在爷爷身边工作和生活过的人，都对他的简朴和节约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爷爷一直坚持使用刚进城时分配给他的老式办公桌，几次搬家，工作人员都想换张新的，但他始终没答应。爷爷坐的是一把旧转椅，由于转轴松了，坐上去既不稳固也不安全，更别提转动了，可是他总不肯换，只是让人拆了底座，用木头重新做了4根椅腿，就这样一直坐到逝世前。爷爷平时写字，多用毛笔，笔头掉了，就用线或牛皮筋绑紧继续用。他练字从来都是用报纸，写诗、写文章也是以头一年用过的旧日历牌和节目单等废纸作底稿。

爷爷在晚年患有多种疾病，地方上的一些负责同志请他到条件好的地方去疗养，但他都婉言谢绝了。他总说：“我一走动就要兴师动众，给地方人力、物力增加负担。”

1972年冬，因爷爷身体每况愈下，中央批准他去广州休养。当时爷爷住在医院里，工作人员担心他长途旅行身体支撑不了，就提议坐飞机去，又动员我奶奶何连芝和子女一起劝他。但是爷爷坚持要坐火车，并且严肃地说：“这对我来说，是个原则问题！”随后，他详细计算了坐飞机会消耗的油量，并耐心地教育大家：“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建设时期，油产量还不多，坐飞机是要用很多油的。而在火车上挂节车厢，既不影响铁路运输，又可以看看沿途祖国的大好河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”他还再三叮嘱：“我老了，不能为国家和人民多做事了，所以今后无论办什么事，都要尽量少给国家和人民添负担。”“我们的国家人多、底子薄，一穷二白的面貌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，我们要力求节约。”

爷爷在生活上厉行节俭，但是当把钱花在助力民族振兴、培养下一代身上时，他却异常大方。地处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的武汉中学，前身就是爷爷与陈潭秋等人于1919年共同筹办的私立武汉中学。当年，爷爷怀着唤起民众、打倒列强、铲除军阀的宏图大志，毅然当掉了自己唯一的一件皮袍，将换来的20元钱充作了办学经费。如今的武汉中学，大门口矗立着一尊爷爷的雕像，雕像背后的墙上刻着4个刚劲有力的大字：朴、诚、勇、毅，这是爷爷当年亲自拟定的私立武汉中学的校训。当年，这所学校的很多学生就是在他的精心培养下，成为忠诚无畏的优秀共产党员。1966年，爷爷在武汉接见武汉中学代表时，对他写下的校训又作了解释：“朴就是艰苦朴素，诚就是忠诚、诚实，勇就是勇敢，毅就是要有恒心和毅力……”

“朴、诚、勇、毅”这4个字深深影响着我，教导着我如何为人、做事。